，采取“坚守渐逼”政策和持久防御方针，一步步压缩建虏的生存空间。

熊廷弼深知老奴的目的是图谋辽沈，以加大建虏战略纵深，于是，他制定了进剿、恢复、固守三个战略步骤。以“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见可而进，知难而止，贮放粮草，兼作退步”作为指导方略，调总兵官李怀信率军戍守辽阳门户首山要塞，并不时派出小股明军轮番出动袭击建虏军队，可谓把防守反击发挥到淋漓尽致，建虏被折腾得苦不堪言，无法全力整合力量反击，仅仅几个月工夫，经过熊廷弼的一番整顿，明军军心逐渐稳定，防守反击策略使建虏的多次进攻受挫，建虏士气大跌，老奴对于熊廷弼构筑的严密防线也是无计可施，气急败坏地大骂熊廷弼为“熊蛮子”。一时间，原本朝夕难保的辽东形势竟大为好转。

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万历皇帝驾崩后，光宗、熹宗先后继位，大明朝廷内部在辽东防务问题上意见不一，互相攻讦。熊廷弼虽有兵科给事中杨涟的支持，但却遭吏科给事中姚宗文、御史顾慥等恶毒攻击，指责他不敢主动出击速战速决。不同于万历对他的全力支持，天启皇帝朱由校显然顶不住朝中众臣的轮番弹劾，熊廷弼受专权的阉党的牵制，他的积极固守计划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恢复和进剿了，重新经略辽东仅仅一年零三个月，熊廷弼就被迫自行辞职还乡，大明由此错失了扼杀建虏的大好时机。代替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熟悉军事，但他觉得他能，就和宋朝那些号称知兵的文官一样。袁应泰上任后，马上改变了熊廷弼的积极防御计划，开始盲目地进攻建虏，而这正中建虏下怀，本来在熊廷弼严防死守、防守反击外加经济封锁的策略下被弄得半死不活的建虏这下开心了。老奴就怕明军关门打狗，四处围困而不与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野战。现在袁应泰命令明军四处出击，主动出战正中老奴下怀。而以这时明军的战力，守城加偷袭还行，大规模与建虏野战就相形见绌了。

结果可想而知，袁应泰屡吃败仗，损兵折将，上任只四个月，被熊廷弼称为“神京左臂”的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就被老奴努尔哈赤所攻占，辽东形势彻底败坏。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巡按御史张铨亦壮烈殉国，巡抚薛国用代为辽东经略，噩耗传来，天启皇帝朱由校不得不承认：“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矣！”

辽阳和沈阳相继失守，大明朝野震惊。天启元年六月，朱由校追究辽沈失守的罪责，惩治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等，罢免辽东经略薛国用，又急命已经辞职归乡的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令其第三次经略辽东。但却又安排阉党分子王化贞任广宁巡抚，将关东的十三万大军驻广宁，由王化贞指挥，掌握实际的兵权。而经略熊廷弼却只带五千名士兵驻山海关，使他徒拥经略虚号，却无法统领号令辽东，如此安排，直接导致了后续的经抚不和，为辽东彻底溃败埋下了地雷。

熊廷弼曾经两次经略辽东，有丰富的军事经验，熟谙辽东形势。他针对辽东业已失守的现实，制定著名的“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驻步骑军，集中固守辽河防线，以辽西为前头堡，威慑辽东，以防守为主，伺机进剿。这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这个积极防御的作战计划，本来是切实可行的，但却又引起大明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熊廷弼，有人支持王化贞，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经抚不和。而王化贞手握重兵，不听经略熊廷弼的调遣，我行我素，自行决定进兵辽东。

王化贞和袁应泰是一路货色，素不习兵，却狂妄自大，轻敌冒进，他绝口不提防守，主张全力进攻，并把收复辽东的希望寄托在了他所收容的蒙古兵对建虏的作战上，妄图以鞑制虏，甚至叫嚣出“只需六万兵力，就可一举荡平建虏主力”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和后来被人吹成明末民族英雄、明末著名军事家袁崇焕的“五年平辽”一样可笑。

可是这样无知的王化贞却得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竭力的庇护，在辽东无人能制，而熊廷弼却屡遭张鹤鸣千方百计的压制，导致进退失据，熊廷弼身为经略，有名而无实，不但不能节制王化贞，反而处处受张鹤鸣、王化贞的压制，正是这样的矛盾导致明军最终的失败。

努尔哈赤最怕的是被他称为“熊蛮子”的熊廷弼，至于王化贞，老奴表示没听说过，无名之辈而已。他利用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的矛盾，一面派陈良策假降王化贞，一面收买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从中挑拨策动，以坐收渔翁之利。

天启二年五月，正当熊廷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