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过年就是热闹，大年初一我们家宾客盈门，亲朋好友们团团地坐了几桌，打牌的打牌，说笑的说笑，一屋子的热闹喜庆。我正站在麻将桌边观摩，叔叔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袖：“喏，你还记得那个人不？”循着他的目光望去，我看见外面空落落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卷卷的头发，白皙斯文，非常书卷气，手指间夹着根香烟，显得淡然而寂静。也许是因为屋里太过热闹，这份淡然而寂静竟然有点触目惊心。

“这是我们家媚媚，慧君你还有印象吗？”叔叔将我拉到了他的面前，他眯着眼打量了我一会儿，脸上那种寂静迅速转换为一个亲切的笑容：“原来是媚媚啊，现在都这么大了。我记得上次见你时，还只有这么高。”他站起来，伸出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微笑着的他高大挺拔，和一旁早已发福的叔叔形成了鲜明对比，要不是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是同龄人，都快五十了。

我还在发愣，叔叔在背后推了我一把：“都不认识了吗？快叫人啊。”我上前一步，腼腆地叫了声：“慧哥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还好还好。”他低下头看着我温和地微笑，长大了的我仍只有他胸口那么高，多少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仍然是本家族乃至本村最高的人。

慧哥哥不单曾是本村最高的人，更曾是村子里所有人的骄傲。他是我大姨奶奶的孙子，年龄却和我叔叔差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们家为终于培养出叔叔这样一个中专生（那时候中专也是包分配的，属于铁饭碗）而深感自豪时，原本在乡政府工作的慧哥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本村第一个研究生，而且是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消息传来，举村沸腾，我们村叫光冲，顾名思义，是个穷得一塌糊涂的山窝窝，邻村姑娘通常都不愿意下嫁，村人自觉低人一等。这下子出了个京城的“状元”，村人顿感扬眉吐气与有荣焉，光冲立马从穷乡僻壤变为人杰地灵的代名词。说来也怪，从慧哥哥以后，我们村连续出了许多大学生研究生，直到我上学那会儿，仍然被老师目为“读书种子”，理由是：“你们光冲专出状元！”

那时候还没有“凤凰男”这一说法，但在乡人眼中，慧哥哥不啻为一只从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读研究生起，他就开始平步青云，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下属单位的政策研究室，用我叔叔的话来说，“那可是个京官”，而那时他却在某乡政府“屈就”，对这位一起长大的表侄子充满了艳羡。

在儿时的我眼中，京官也是个好得不得了的职务。小时候只要一听说慧哥哥回家了，我们小孩就会撒开脚丫子往他家里跑，这时大姨奶奶总会拿出各种高级糖果来，每个人给个三五粒，因为有亲戚关系，我分到的糖果总比其他小孩多。要是小伙伴们不服，我就神气活现地说：“那是我们家慧哥哥从北京带回来的，有本事让你哥哥也去北京啊！”

虽说是亲戚，其实慧哥哥每次回家都很忙，印象中和他接触的只有一次，是爸爸请他来教我朗诵，我磕磕巴巴地读了一小段课文，得到了他的嘉许：“媚媚普通话挺不错的，就是没后鼻音，以后到北京来报考广播学院啊。”我一激动差点把这当成平生志向。

慧哥哥每次回村都会引起村人的慨叹，他越来越白净了，他居然戴了一条长长的围巾，他一点儿都不像个农村人，他说话的口音真好听，好家伙，居然有一辆小汽车把他送到了村支部，得是多大的官才有小汽车接送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范儿”这两个字，现在想来，在村人眼中，慧哥哥一定特别有“京官范儿”，任何事物，一旦和京城沾边，就意味着时髦、富裕和新鲜。

我记得慧哥哥很爱唱歌，偶尔会看见他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悠闲地漫步于田间小路上，深情地唱：“归来哟，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小小的我心里面真是莫名惊诧，哪有人一个劲地呼喊着要“鬼来哟，鬼来吧”！虽然那时很怕鬼，却隐隐觉得那旋律很动听，听了想哭。

后来我听说慧哥哥每次回老家，先是湖南省政府派人去接，到了邵阳又有地方政府去接，家中的几间土砖屋被人踏破了门槛，挤满了想要和他结交的人。大姨奶奶守寡多年，儿媳妇是个不太中用的人，慧哥哥从小到大就是她带大的，这个孙子真是她的心尖尖肉，含辛茹苦地总算培养成材了，不承想天不假年，偏偏不久就患了重病。瘦成一把柴的她躺在床上，声声念叨着尚在京城的大孙子，可等到孙子风尘仆仆地赶回时，堂屋里已摆了一口灵柩。慧哥哥跪倒在奶奶的遗像前，哭成了一个泪人。

那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