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天，我跟着父母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城下放到吴江县农村。在我们下乡之前，对那地方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那地方叫作桃源。在我十三四岁那时，孤陋寡闻，真是什么也不懂，我既不理解父母亲从干部一下子变成农民的心情，也不知道乡下和城里有些什么差别，只是听到父母亲在说，怎么弄到桃源去了呢，不是有一个黑典型叫作桃源的么，可那不是在江苏呀，又说到什么陶渊明的什么桃源，我也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陶渊明的桃源是怎么一回事。

父母亲他们的忧愁，他们对前途的担心，完全是正常的，他们对于命运在突然间的大起大落，也完全有理由抱怨，而我却不抱怨，我也不担心，我觉得很快活，对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突然要到另外一个天地去，我心里充满了新鲜的感觉，我似乎也没有怎么留恋我的同学老师，还有我的邻居等等，也许那时候我还太小，还不懂得该记住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我当时的生活环境中过得并不很开心。我也不很喜欢我那时就读的一所中学，倒不是因为这学校有什么不好，那曾经是一座相当不错的中学，和许多优秀的学校一样，曾经培养出许多人才，可是1969年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学，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和全校的师生一起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防空洞，另外就是学了一首英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和一句俄语口号“缴枪不杀”，何况，那时候家庭所受到的冲击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本来就不大会说话的我，更加沉默寡言，郁郁寡欢，更加口笨舌拙，泥塑木雕般的不讨老师同学的喜欢，也不合任何热闹的场面，我穿着旧衣服，无声无息地生活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女孩子中间，愈发的自卑，可以说对那样的环境是麻木的，说不上讨厌，但也决不喜欢。

于是在一个大雪的天气，一艘小木船载着我驰向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们要去的桃源是一个乡，在江苏最南边，与浙江接壤。从父母亲的谈话中，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对桃源是抱有希望的，到了那里一看，才知道桃源原来就是一处穷乡僻壤，除了泥土庄稼，除了农民的简陋住房，别的还有什么呢。桃源的农民也和全国的农民一样，世世代代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做到头勉强糊口罢了，难道我们一家今后也就和他们一样，世代耕作了吗？对这样的问题，父母亲他们肯定想了无数回，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也许我觉得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那时候真是什么也不懂，居然不能为父母分担一点点忧愁。

我在乡下广阔的田野里，在清新的气息中自由自在地呼吸，农民孩子质朴友好的感情，好奇渴求的眼睛，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在很短的时间里交了许多朋友，这使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在我的农家少年朋友中，有家庭出身很好的，三代贫农什么，也有家里有些问题的，我印象最深倒不是什么地主富农的孩子，却是一些“中和党”的后代。我记得在我们那一带，“中和党”是很多很多，在我们那一个村子，几乎三五家人家里就会有一家是“中和党”。我至今不知道“中和党”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它的组织有多大，成员有多少，总部设在哪里，总书记是谁，目标纲领是什么，具体行动有哪些，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全称，它的全称是什么，中华和平党？中国共和党？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不是存在过，也许它就像那时的另外一些所谓的反动组织那样，纯属子虚乌有。但是不管“中和党”是有还是没有，是对共产党造成威胁还是无动于共产党一根毫毛，总之我是知道在我们那地方，“中和党”的阴影是非常浓重的，浓重得连我这样的不谙世事的孩子都感觉到了它的力量，在我所受到的教育和被灌输的思想中，“中和党”是比地主富农什么更反动更凶恶的敌人，所以我的一些农村的少年朋友，他们小小的年纪也就背上了“中和党”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我刚到乡下，正是大冬天，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下地敲麦泥，没有带手套，手冻得厉害，到下晚就有两个小姑娘到我家来，给我带来一副手套。虽然是一副很普通的自己织的线手套，却使我和我的外婆、母亲大为感动，那时我和她们还不熟，只知道和我同年那个姑娘叫作文满，文满告诉我，另一个是她的大妹妹，她还有一个小妹妹在家，也想跟了来玩的，可是她不许她来，文满和她的大妹妹在我家只坐了一会，就走了。到了第二天，母亲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严重地说，你知道昨天送你手套的是什么人吗，我说她是文满，母亲说，你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吗，他父亲是“中和党”。我没有问什么叫“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