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我也始终不想知道什么是“中和党”，但是当初母亲说“中和党”三个字时那神情，我却永远也不能忘记。我并没有因此就疏远了文满以及其他“中和党”的孩子，我和他们一起玩，一起下地做活，他们教我做农活，给我讲乡下的许多趣事，我呢，就说说我在城市的生活，互相交流着各自的小小人生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在夜晚高一脚低一脚走好多路去看一场露天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什么，或者是《列宁在十月》，他们把外国电影里的接吻镜头称作香面孔，看上去也没有谁对这样的镜头大惊小怪。回来的路上我们和邻村的狗打架，把狗吓得到处混窜，为了拍一张黑白的合影照，我们走几十里路到小镇上去，总不忘记每人胸前佩带一枚像章，那时候真是满心中只有愉悦，只有快活，没有苦恼，也许是因为我们还都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也不懂得怎么去忧愁，也好像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过去我曾经是一个很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那么，我也许可以说，正是到了乡下，到了这一个叫作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郁积的东西流了出来，我仍然是老实巴交，但是我不再自卑，我开始理解这样一句名言，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乡下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在一个大院里。这大院从前是一户富农人家的，现在里面住了好几家，在大院前面住着两个知识青年，在我们右边住着两户富农，在我们左边是大队的合作医疗所，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很贫乏。斗富农的时候，我们院子里也会动起来，常常在小孩子们嘻嘻哈哈之中斗争会就结束了，知识青年那边也是常常有客人来，多半是邻村的知青，他们一起打狗吃，有时候捉了蛇来煮，还给我们家送过新鲜的蛇肉，或者就一起高声唱一些从前的老歌，现在想来也许是发泄些什么情绪罢，事情最多的是大队的合作医疗所，白天的吵吵闹闹哭哭笑笑且不说，常常在半夜里有惊天动地的声音。有一次，合作医疗的医生自己被蜈蚣咬了，半夜大叫一只老八脚，一只老八脚，随后就听他一人冲出门去，过了好半天才回来。第二天早上一看，头上横七竖八地乱缠着一些纱布，棉花球在脑门子上吊着，晃来晃去，实在好笑，问他半夜被蜈蚣咬了冲到哪里出，他说是去采一种中草药，敷上后果然见效。当然在那时候也不尽是好玩好笑的事情，也有些很惨痛的事故，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发生在半夜，我们队的一位副队长的五岁的儿子蛔虫引起肠穿孔，连夜摇船送镇上抢救，可是船在半路孩子就不行了，半夜又把船摇回来，那位伤心欲绝的父亲抱着孩子的尸体直奔合作医疗所来，认为这是医生的责任，医生当然承担不起这份人命关天的责任，当时我们都被吵醒，只听见孩子母亲的哭声，孩子父亲的吼叫，还有就是合作医疗所医生的无力的辩解，那一个深夜的情景，我也是不会忘却。

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地长大，慢慢地懂事。我们的大队没有中学，附近好几个队都没有，没有书念了，我觉得也挺好，可是父母亲他们着急，十三四岁的孩子，如果就此辍学，唯一的出路就是下田劳动，前途什么那真是说不上了，于是他们东奔西走，到处打听，终于了解到有一所初中，也就是好几个大队合起来办的一个初中，在另一个大队，离家很远，而且只有初一和初二两个年级，是复式班。为了我和哥哥继续求学，已经读了初三的哥哥和已经读了初二的我，我们各自都退了一级，哥哥重新上初二，我则再读初一。此后，我就在这所离家很远，单程就要走一个小时的中学上了两年学，每天拎着饭盒去学校，下雨天便光着脚，脚底常常被划破，我并不怕苦，却有苦恼，在学校我只有一位女同学，因为她的父亲在上海工作，想女儿日后有出头之日，便逼着女儿上学，可是她自己很不情愿，她母亲也不支持她读书，所以她的读书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一晒网，我就成了全校唯一的女生，连个同桌也没有。可是我还是天天到校，风雨无阻，兴致很高，因为我在那里找到了比拣糖纸、聚烟盒更丰富的世界，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可以演算那些有趣的数学题，可以放开嗓门读外语，我更愿意听我们的语文老师用他那并不很出色的声调朗读很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们老师在课本之外给我们加的小灶，正是这些优美的文章，把我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无比丰富的天地，以至后来受了许多这样的文章的诱惑，我自己也幻想着能创造出这样的天地。

我于是才知道了陶渊明的桃源，我并不觉得那境界离我们多远，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一处桃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