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中原艺人来闽地卖艺者不断，也极大促进了闽文化，包括音乐的发展。

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闽西南各地盛行民间器乐合奏，称为“古乐合奏”或者“合乐”“和乐”“汉乐串”。这种民间器乐合奏的最突出特点是，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领头定拍。闽南小城画安城内有八街，街街都有古乐馆社，其影响最大的“留香”乐馆正是张永芳先生年轻时组织的。

乐馆以乐会友，每到夜晚，乐声四起，雅俗共赏。张永芳先生弹奏古筝，另有七八名乐师配奏弦、竹弦、洞箫、小三弦、双清等乐器，有时还加入曲笛随唱昆腔助兴。他们不奏新潮的音乐，只崇尚古乐。

这种“会乐”活动十分频繁，一直到建国初期，画安城大多数乡社都有古乐组织和活动，但古筝在乡社的“合乐”中已不多见了。唯城内剧社的古乐合奏，还由汤友璋先生主奏古筝，古朴淡雅，传统韵味浓郁。

闽地“古乐合奏”的历史，就是一部闽筝史，而这种以古筝为主奏的“古乐合奏”演奏形式，与中原板头的“中州古乐”“弦索雅乐”类似，从这个层面来说，闽南筝和河南筝、山东筝、客家筝、潮州筝，武林筝等皆是同源分流，“为有源头活水来”。

那么这个“源头”是什么呢？

便是古老的秦筝。

尽管各大筝派都试图考证筝乐的发源与本门筝派的关系，但筝乐发轫于秦，这已是古筝界的共识，且是中国音乐史界都没有太多争议的定论。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就提到秦国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辞，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李斯写《谏逐客书》是在秦始皇十年，当时的背景是：秦始皇刚刚即位，为富国强兵，统一六国，到处招贤纳士，吸收了很多别国的人才到秦国做官，这期间，韩国担心自己被消灭，就派了一位能治水的人到秦国帮助兴修水利，希望能把秦国的人力、物力与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水利工程上，以图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军事压力。然而这件事终究被秦国发觉，秦国贵族便趁机劝说秦始皇把“客卿”，就是在秦国做官的异国人全都赶出秦国。

丞相李斯是楚国人，也是客卿，自然也在驱逐之列。

在这种情况下，李斯给秦始皇上了一篇奏议：《谏逐客书》，叙述秦国自秦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国若无客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说明秦王不应重物而轻人，更不应“非秦者去”。

这篇奏议阐述客卿强国的重要性，雄辩滔滔，成功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而奏议中列举的“击瓮、叩缶、弹筝、搏辞”，都是真秦之声，虽不知是哪一年，秦朝廷就不再使用自己传统的“真秦声”，“弃击瓮叩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但后来的筝乐，在三秦大地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到了唐代，“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盛况可见一斑。

三秦首府之地的西京，造就了筝乐两千多年辉煌的历史，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筝乐在三秦大地竟然成了濒危的绝响。

三秦大地筝人众多，却只能弹奏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的曲目，那么“秦筝”二字又有何意义呢？

于是，还是青年学子的周川首次提出“秦筝归秦”的口号，所谓“秦筝归秦”，便是包括培养秦筝新人，搜集传统曲目，研究秦筝史论，创作秦筝新曲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在老一辈筝家的大力支持和秦地筝人的积极响应下，周川为“秦筝归秦”事业奋斗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拼搏，中国筝界的“秦军”异军突起，艺惊华夏，抒发“真秦之声”的古筝曲，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不仅如此，周川先生带领的秦筝人在推动中华筝走向世界的事业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书写了属于中华民乐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真正践行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秦筝归秦”的成功，为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提供了模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但秦筝交上了圆满的答卷。

“同源分流，一气连枝，秦筝可以，闽筝也可以。”周小津握着陈玉春的手，说道。

老人的目光炯炯有神起来，他握紧了年轻人的手，讨好、乞求、热情灼灼道：“小津，你来跟我学闽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