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龙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杜永红时年二十四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长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二十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测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无人烟”这四个字是无法概括他们的艰苦和恶劣的。杜永红病倒了，而且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就是6月22日的前一天。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让同志们抬下山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杜永红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数据和图纸，一直整理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也许那时他的肺里已积满了水。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士。

这就有了第二位内疚的人，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道：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我不该那么听话地把哨位让给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他比谁都累啊。再说，他们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们进藏执行任务的全体测绘兵谁不是靠意志在支撑呢？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们再往下说。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2日这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已微亮，就叫醒做饭的战士起来烧火做饭，他们今天还要上山，还要走很远的路。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谁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好受一些了？谁也不知道。

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后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11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的，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11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11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叫他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他就使劲儿推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紧贴着大地的岩石，除非火山爆发才能令他改变。炊事员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我们会尽一切一切的努力让他醒着，醒在这个世界上。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的遗体仔细地包好，放在担架上，准备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他们抬着担架沉重地上路了。抬到半路上，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