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他。

因为陛下也是一个看重家人的人。

王布犁对那条训练过的狗子能起多大作用也不清楚，但总比没有要强上不少。

没让王布犁等待太久，就有捕快拎着人头回来了。

凶手终究是遭不住追踪把人头给扔了，他带着几个人回来，其余兄弟们还在那一片探查。

王布犁迅速给死者的画了一副画像，交给衙役，叫他们去查这个人的身世。

所有情况务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都查清楚。

免得时间过久，再一次与凶手失之交臂。

“妹夫，这个凶手总是杀白莲教的人，他是不是怨恨白莲教啊？”

“不好说。”

朱元璋是把白莲教给定义为非法的了，一下子就转入到了地下活动。

王布犁是知道朱元璋立国这十年间，大明各地可没少***。

整个广东地区，在洪武一朝皆是爆发过百姓武力抗争朝廷的事情。

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

这也是朱元璋催着想要朱守谦去广西镇守的原因之一。

可惜朱守谦并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反倒是花天酒地更是加剧了当地百姓对明王朝的厌恶情绪。

待到洪武二十八年广西起义的规模更大，明军在镇压过程当中干掉了一万八千多人，以及八千多贼子家属，杀的那片地区就剩下六百多户。

福建，洪武三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

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

这其中有白莲教的影子，南无弥勒尊佛”这白莲教的“六字真言”还是挺有鼓动性的。

前期主要()

是朱元璋对于百姓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的喘不过气来。

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

后期主要是各种大案卷入的人太多，搞得许多人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受到牵连，被有心人一鼓动，莫不如反了，兴许还能活着。

再加上南方河泊所极多，只要是有河沟子的地方，你要捕捞鱼虾，那必须得交税。

天知道你这一网下去，捕捞的鱼虾是多是少，但总归朝廷制定了征税的税额，一共三档。

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

官员们要不想受罚，那就只能拼命的压榨百姓交税。

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

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或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

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

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

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度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

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

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

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

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

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

同时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布政司追讨。

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

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

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

对于河泊所的事情，王布犁了解的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