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应在李冲被杀时就该伏法了，赦后才发觉，可见只是个支党而矣。”

武后反驳道：“他为李冲征私债、买弓箭还不是魁首是什么?”徐有功对答：“征债是事实，但买弓箭与颜余庆无关。”武后又问：“二月征债，八月通书，还能不是同谋?”

徐有功再次为颜庆余开脱道：“所通书信未见查获，只据口供，而口供也只承认与李冲礼节上寒暄。

而且征债、通书也只能归属于支党行为，与同谋魁首怎么也不能同日而语！”这场朝堂的辩驳，使武后渐渐觉得这位人称“徐无杖”的司刑丞倒有一般官员所没有的胆量和见识。

为了缓和气氛，避免引起更大冲突，武皇放松口气对徐有功道：“颜余庆是支党不是支党，卿再去仔细勘问，奏上来。”事后，徐有功以颜余庆为“支党”罪上奏武后，获得武后的批准。

颜余庆免去死罪，改为远流，其家人也得免为官奴。有个叫韩纪孝的人，做过李敬业的伪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顾仲琰抄没他的家，已经下诏同意。

徐有功追着议论:“依法律。谋反者斩。身死就不实施斩，不实施斩就不得牵连治罪。牵连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来的罪行就要减免。”

下诏听从......如此获得宽免的有数百家。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宫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陷该当处死，武后问宰相：“古人用刑杀止凶杀，我如今用恩义止凶杀，向众公为任知古等人求情，赐他们再生，可以吗？”

来俊臣、张知默坚决请求依法处死。武后不答应。徐有功上奏：“来俊臣违背陛下再生的恩赐，不能显示信义。”

于是全部免死。对徐有功这样一位执着而又守正护法的官员，武后总觉得有必要予以重用，同时又要消磨他的锐气，使他臣服。

因此，在李仁褒兄弟谋反案的处理过程中，武皇毫不犹豫地将他贬官为民。

武后重新起用徐有功，是武后念其一身正气，不询私情。武后历来看重人的气质与才华，对那些个性鲜明。别具一格的朝臣，她总要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即使政见与己相左或者反对自己的大臣。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处罚他们，但绝不会轻易地触犯他们做人的道德底线，也不会随意将他们抛弃。

有一次徐有功被人控告，武后当面责问他：“公近来断案错误放出很多罪犯，这是为什么啊？”面对武后的严厉责问，徐有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回答道：“误放罪犯，是臣的小过；爱惜生灵，是陛下大德。”

武后听出徐有功有责备和提醒自己之意。便沉默了片刻，开言道：“治国之道。在于举大道而不拘常法，若无非常之举何有大道可言？”

徐有功是乎并没有听明白武皇之言。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表明自己的态度，“臣乃执法大臣，发现了弊端就会立即补救，看到了漏洞就会马上堵塞。

为臣之道就是要兴利而除弊！”武后不接徐有功话题，进而言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者乱。

身为朝臣，应明变中求稳，变中求治之理，本末有序，取*而为之。”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也分不清是谁对还是谁错。

武皇深知像徐有功这样一些饱学之士，他们看重的是个人名节，追求的是诸子义理，讲究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名节和义理，他们往往表现出藐视权威的高傲，甚至可以置生死存亡于不顾。

他们守正务实，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坚持的，哪些是不应该僭越的，在必须坚持的范围内固守正义，毫不退让。

他们摄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一旦现实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可以求田问舍，退而隐之。

武后从不怀疑徐有功的忠诚，也领教了他无从诡随、不避强御的刚正和执着。

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武后在人格上对他是认同、赞赏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种大丈夫的伟岸气质，总是给人以力量、以震撼。撇开宫廷的是是非非，她愿意与他斗智斗勇，而不会抹杀他的才华和勇气。

武后同徐有功的全部过节和冲突，是在除恶与扬善、威严与宽弘的选择上，武皇只能更多地选择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后者，以至于出现了近乎犯上的种种举动。

在徐有功看来，理性的回归天经地义，一个行生死大权的法官，就必须守正行法；

守正则意味着对朝政行为的控制和收敛，意味着刚柔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