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准予离婚。”这个标准延用至今。法律虽然作出修改，但在现实生活中，舆论和观念却没有那么容易做出让步。提起1980年《婚姻法》，“遇罗锦离婚案”是一个绕不开的“大案要案”。

遇罗锦是个北京姑娘，1946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罗克，“文革”初期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遭逮捕，于1970年3月被处死刑。时隔十年，遇罗锦为了婚姻自由向社会观念发起挑战，人们不禁把她的大胆直率跟她哥哥联系起来。当时又恰逢新《婚姻法》颁布实施，法律与情感、传统伦理与思想解放，交织在一起，引发大震动和大讨论。

当年，遇罗克被捕后，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也把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此后十几年她历尽磨难。迫于生活，她先和黑龙江一个农民结婚，4年后离婚，回到北京谋生。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第二次婚姻仍然不是出于遇罗锦的本心。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但遇罗锦和她死去的哥哥还没有获得平反，出身对她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很大影响。正是因为与这位北京工人结婚，遇罗锦的户口才得以从东北农村调回北京。结婚后，蔡钟培利用个人关系跑了很多单位，争取为妻子的哥哥遇罗克恢复名誉。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罗克也得到平反。遇罗锦得以重返玩具厂上班，继续搞儿童玩具设计。劫难终于过去，按照常人的观点，遇罗锦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她却在这时要闹离婚。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不错的，但我们惟独缺乏精神生活……我和他什么都谈不了，在他面前只能做个哑巴。”遇罗锦也知道，“若提出离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没良心’、‘忘恩负义’、‘陈世美’……”结果不出所料，丈夫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社会舆论也多站在蔡钟培这一边，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但遇罗锦毫不退缩，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实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剖白心路历程。遇罗锦在题记上写道：“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这是一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遇罗锦把她的不幸归结于“文革”和极左思潮，哀伤的笔调引来无数同情，文章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负责判决此案的审判员党春源同情遇罗锦的遭遇，在正式判决还没有下达的时候，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报纸争相转载。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护——“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15天后，遇罗锦离婚案即根据新法规定做出判决，这大概是新《婚姻法》通过后的第一桩离婚案。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刊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

新《婚姻法》颁布后，一场持续十年的离婚潮随之而来。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提高50%。80年代的离婚事件中，女性主动提出诉讼的居多，约占71%，其中知识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多达86.1%。中老年人离婚占有相当的比重，60多岁的老夫老妻离婚也不罕见，其中大部分当事人是“文革”后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作家毕星星写了一篇文章：《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回顾三十年前，在山西老家的小城里，遇罗锦离婚案带来的影响。文章说，小城里的干部相当一部分属于旧式婚姻。父母做主，亲朋撮合，结婚生子，男方读书工作，老婆在农村，人口土地主要在乡下，当地人戏称“一头沉”。“以前，这些干部想离婚还遮遮掩掩的，自打读了遇罗锦，他们不再隐讳自己的离婚诉求。有人拿着发表遇罗锦纪实文学的《当代》杂志，在单位逢人便谈论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