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叨地说想和我上同一所学校。也许，只能说也许，我们有一天不在一所学校了，他可能就不再踢球了吧。我说不清。就像弦弦当年要是带我去打篮球，我说不定会更喜欢篮球呢。（而他是不是也不会就这么离开我？）人的一生真奇妙，有时候做出决定时就是懵懵懂懂的，只会模仿对自己重要的人。

或者说，一些人生选择像赛前两队队长猜边时抛出的硬币。无论正反对错，对比赛结果没什么影响，但它又决定了两队到底从哪片场地开始比赛。我们不经意间就走上了一条路，对未来、对这条路的地下埋藏的命运全然不知。有时我们甚至是被推到某条路上的。涛涛不把鞋子给飞飞，黎彬没分到五十四中，他们整个初中三年都不会有参赛的可能。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黎彬这样时来运转的。也不是每个生了大病的人都能像穆淡这样康复，还能以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再次站到球场上的。他们一定付出了我难以想象的努力。所以，如果要重新来一次，的确会更难以想象吧。太难了。

我走神了，手差点被烫到。他们还在聊，黎彬必然在鼓励穆淡。

“那就说好了，如果遇到了，谁都别脚下留情。”电话那头说。

“好啊，等你们输了，我会来安慰你的。”我抢在穆淡之前说了一句。

“欸，柯柯好久没说话了呢，我都快忘了你也在旁边。行呀，要是你们输了，我也会安慰你们的。”

“我才不要呢。”我说。穆淡帮我穿上了病号服。我认真起来了，似乎忘了自己的手还得吊着，也忘了我们现在小组出线都岌岌可危。我只想在球场上堂堂正正地和黎彬比一比，一个球都不让他进。

“听见没有？我们队长才不需要你安慰呢。他可是队长呀。”穆淡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尽管只有我才能看到。对，我是队长，就算一晚上哭了三次，我还是队长。

“我明天再来看你们，早点休息吧。”

说过晚安后我挂了电话，带着半干不干的衣服跟穆淡回了病房。都快十二点了，他身体本来就不好，我还拖了他那么久。赶紧睡吧。我去卫生间洗了脚，把外套披在病号服上，他先爬上了床，我轻轻搬过一把椅子，想趴在床尾。然而我看到他把自己挪到了床的一侧，留出了一块空地。你不上来吗？他问。我说趴着挺好的。早晚凉呢，你这样肯定感冒。本来胳膊就伤了，再生个病不是更难受吗？他这话很管用，我都想到未来至少一个月内米乐天天帮我系吊带的情景了。不可以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包括我自己。

乖乖躺到床上，穆淡分了一半被子给我。忽而发现他拿着我脱到了床头的吊带，似乎在研究。片刻之后，他探身到床头，从书包里翻出一只马克笔来。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想写点东西，就像电影里有人会在伤者的石膏上画画一样。我说，那可是我的东西呀，你怎么没经过同意就动手动脚。他说放心，不会乱写的。我没再说什么，反而有些期待地望着。他转了转眼珠，在吊带白色的那一块空处用花体写了一行字：donquijotedelamancha。问他什么意思，说是堂吉诃德的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战争中受过伤，伤的就是左手。我说，我在周老师的社团课上听同学讲过这本书。塞万提斯老惨了，不仅受了伤，还做过俘虏，回国以后还入狱好几回，饭都吃不饱。就算写出了世界名著，生活却从没改善过，最后贫病而死。你这是咒我吗？其实我没生气，只是想看看穆淡怎么回答。而且也不用咒，我够倒霉了。他低低地说，不是，就觉得挺好玩的。好了，睡觉吧，我说。[1]

穆淡关上了小灯。黑暗中我向右边侧卧，和他背靠着背。不太习惯。我一向很认生，不喜欢和别人同床睡觉，即便是熟人，除非与对方非常亲密。我一直把穆淡当成球队的头号球星，从没想过和他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即使贴得很近，我还是和他有距离感，难免紧张。熄灯以后，整个病房里平缓的呼吸与间或出现的咳嗽愈发明显。我好像坐上了一辆摇曳的火车，车上凝结着昏沉的睡意，孩子在雾气模糊的车窗上疲惫地画着太阳。我不知自己会驶向哪里，也不知需要在哪里下车。穆淡更不知道吧。但是……我和黎彬做了许多努力，或许他已经打消了跳车的念头。明天一早学学会来，我可以用仅存的右手拍着胸脯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像我们俩约好的那样。

是不是该保持清醒？困意在催促我，内心告诉我坚持。明天学学就来了，后天周老师肯定也会知道。在挚友和亲人面前，人或许难有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