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飘散在风里，变成任何人都抓不住的一缕烟尘，永远消失。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遗忘，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了，反正我宁可下辈子只有一条胳膊，都不要让自己忘掉任何人。

不过，我要是真的只剩一条胳膊了，或许并不一定会这么想。

“柯柯，别怕，不哭了啊。”黎彬从医生那接过抽纸，帮我擦眼角挂下来的泪水。好丢人，都还没复位了我就先把自己给搞哭了，而且还不是因为疼才哭的。黎彬才不管这些呢，在他眼里我肯定是给吓哭的。

我闭上了眼睛，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他是用指尖在我的眼角那里轻轻地擦，使我回想起发烧的日子里弦弦或妈妈在我头上敷毛巾的过去。那时的我迷迷糊糊，通过感受他们轻微的脚步和在额头上细心的一拿一放获得安全感。有一回姐姐来我们家玩，我躺在床上听到她坐在客厅和弦弦聊天，她的笑声在高烧带来的混沌感中搅得我心烦意乱。她自告奋勇地给我换毛巾，然而她几乎是把毛巾甩到我额头上的，还没有拧干，渗出来的水滴溅了我一脸。那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垂死病中惊坐起”，要不是没力气，我非下床跟她吵架不可。要我说，她对我还不如对她家那只叫小白的兔子尽心。她还不服气呢。是弦弦安抚了我，给我换了条拧干的毛巾。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当时烧昏了脑子，记不得过去果然是件可怕的事。而我又把这件事重新提起，不知道会不会有损姐姐的形象。她很爱我，这毫无疑问。但……她是不是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那么会照顾人呢？如果的确如此，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温情体贴的？

手臂有电流穿过的感觉，暂停了思考的我睁开眼睛，看到医生竟把脚顶在了我的腋窝里，并拽着我的胳膊，也许这是拔萝卜的姿势？我还没来得及问这是要做什么，就听到了一声不沉闷也不清脆的“咯嘣”。疼痛是在所难免的了，然而在此之后，随着医生微微转动我的手臂，那种缠绕了一个多小时的阴郁似乎退散了。他将这条胳膊交还给我，让我自己动动，我起初不敢乱来，绝对没有关公刮骨疗毒后的“伸舒如故”，但即便是战战兢兢的挪移，都使得我的信心一点点恢复：复位成功了，我好起来了。

我不由得对医生说，您真是神医，华佗在世。他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事一桩，你起先放松一点就会更快的。然后他便问了我为什么不想打麻药，我实话实话，怕伤脑子。黎彬讲他也听过这个说法，好像刘伯承元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眼睛做手术时没打麻药，赢得了“军神”的称号。结果我们俩被普及了医学知识，麻醉是分局部麻醉、区域阻滞麻醉和全身麻醉的，拔牙的时候也会打麻药，那就属于局麻。在手术过程中，人只要是处于清醒状态，就不用考虑伤不伤脑子的问题。

我要是早点问就好了。真丢人。

除此之外，我还收获了关于脱臼的处理与康复知识。大致就是我要戴吊带，把左边的胳膊固定起来，和骨折了吊胳膊有一点点像吧，但不用打石膏。忽然想起来，还有二十天不到就期中考试了——好在伤的是左手，我是右撇子。我至今都不知道怎么左手写字，倒是左脚踢球还懂一点。而考试后我们就要在主场迎接新建中学，剩下的三场比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少拿一分都可能小组出局。于是我问了医生过多久才能好，他说伤得不算重，吊带要吊两到三周，胳膊一个月内能恢复。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体育锻炼呢，我继续问。他说一个月后就可以做恢复性练习了，但要适量，不能过于剧烈，篮球排球羽毛球都别碰。万一养不好，很可能会频繁脱臼，一年脱四五次的都有。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心里吓得不轻。一次脱臼就把我折腾得要死要活了，一年要有好几次，那我真是生无可恋了。

所以穆淡今天跟我聊治疗的事时应该是很严肃的吧。几个小时前我还意识不到病痛给人的折磨，那种**和精神上的双重碾压。刚刚真有过那种念头，想把这条只带给我痛苦的胳膊卸掉。这种灰色的想法在疼痛从四面八方挤压我的时刻出现得是那么自然而然。人真的会屈服，会被打败。我有什么资格叫别人坚强呢？连当个啦啦队都不合格吧。

我跟医生实话实说了，问了我什么时候能回赛场，能保证不再出任何问题地回赛场。医生说这要看个人的恢复状况，你伤得不算厉害，但也得谨慎，起码要两到三个月吧，最好在明年再考虑上场比赛的事。

两三个月？最后一场比赛应该是十二月上旬，肯定不会超过15号。这是给了我最终判决：赛季报销了。

黎彬弄到了吊带，和医生一块七手八脚地给我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