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一直是没有自己的家具，我的外婆在世的时候，也和女儿女婿闹闹矛盾，常常听她说，你们有什么，就这两只马桶还是我从南通老家带出来的。这话一点不错，在我小的时候，我知道家里所有的家具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父母亲刚参加革命工作，在薪级制和包干制中他们选择了包干制，也就是吃住都由公家包了，那么家具什么当然也都是公家的，这样做也许革命得更彻底些罢，那时候的人都是这么想，好像提出要拿国家的薪水自己过日子是很不光彩的。到后来包干制取消了，但是我们仍然住的公家的房子，用的公家的家具，一用就是十几年。在我们家，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放衣服的大橱，放书的小柜上面都刻有公家的印记，写着某某单位的名字，然后每月在父母亲的工资中扣除很少很少的一点租金，我们就是在这些刻记着公字的家具中慢慢地长起来，正如我外婆所说，我们家的硬件中，大概除了一大一小两只马桶，别的都公家的了。许多年下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孩子大起来，缺少一张床，就到公家的仓库去找出来，搬回家，或者哪一件家具破旧不堪不能再用，到公家去换一件就是，也许那时候在许多人的心里想到日后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这样子了呢。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了公家在我们家的大门上贴了全家光荣下放的红纸那时才算告一段落。我们一家人都要到乡下去做农民，不再是公家的人了，当然也不好再继续用公家的家具，于是就收回去，留下一些生活必用的像床啦什么的按件作价，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我们了。我记得有一只木质很好的梳妆台和一张书柜，母亲想留下来继续使用，可是公家的人说，你们到乡下去，这些东西用不着的，带得太多，人家还以为是地主呢，于是只留下两张架子床，一只吃饭用的桌子，一只放衣服的大橱，还有两张竹榻，虽然看起来也是多余，但是公家倒没有要回去，把这些东西装上一条小船，我们从此就离开了公家的怀抱。我们的家具上仍然写着公家的名字，但是事实上它们已经属于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家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具，说起来似乎要感谢下放的事呢。

在乡下的那几年，是没有心思想到家具什么的，那时候从宏观上需要考虑的是全家的前途，从微观上看，则是要想方设法，在极有限极有限的经济收入范围之内怎么样把日子正常地过下去，是糊口和遮体，而不是家具。后来我们家又从乡下到县城，我父亲又补发了一些不该扣除而扣除了的工资，于是家里的经济稍稍地宽了一些，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添置家具，买了木料，请木匠打了一张茄门床，一张五斗橱，一张写字台。家里添家具我也跟着高兴，可是我却不过是空喜欢，新的家具一件也轮不到我，床和五斗橱当然是大人用的，写字台是哥哥要的，我还是一无所有。其实何止是家具，就是连属于自己的一处小小的蜗居，我一直到二十岁也没有争取到，在二十岁以后我还是和外婆住一屋子，这且不说，一家三代同堂四世同室的也多得很，我和外婆住的那屋子，既是我们的卧室，又是家里的厨房，餐厅，会客场所，还兼作厕所，真是多功能。有一次我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墙上说明我的房间的多种用途，表示出我的不满。当然也仅仅就是如此了，除了能表示一点不满，又能如何呢，那张纸本来是开开玩笑，想贴了给家里人看看的，谁知后来一贴就忘记拿下来，后来家里来了客人，看了都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再过几年我大学毕业，要结婚了，家里的条件虽然比起从前要好得多，我自己也有了工资，父母亲也没有别的什么大的负担，但是总的来说在八十年代初大家都还不富，我们结婚时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有点寒酸的。我和我丈夫两人合着凑了一套七百元的家具，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套完整的也是比较像样的家具，放在我的新房里，真是满目生辉呢。我一心想办一只缝纫机，虽然我自己并不会缝纫，但是那时候哪个姑娘结婚没有一只缝纫机呢，我也脱不了俗的，可是终因经济实力不够而没有办成，留下很多的遗憾，一直到结婚近一年以后，我还是把缝纫机买回来了，这台缝纫机的利用率，也可算是很低很低的了，因为我自己不会，总不能叫我丈夫去用，我婆婆有时从外地来，用起来给我儿子做些小衣服什么，因为长期不用，踏起来很涩，不是常常断线，就是别的什么毛病，婆婆也是望而生畏，后来再也不用了，就成了我儿子的玩具，他没有玩头的时候，就把缝纫机拖出来摆弄摆弄，也算是有了一点用处罢。在我结婚时，我心心念念想买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时刚时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