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大概也是一样，不以食为天的民族有没有，恐怕没有。区别只是在于各人有各人的吃法，方式不同。有钱人有有钱人的享受，穷人也有穷人的快活，农妇认为皇帝娘娘最快活也就是吃个柿饼。像一般的平民百姓，没有很多钱，也没有很多闲功夫细细地烹作，不能每日山珍海味的，来一个新鲜雪里蕻炒肉丝一样叫你打嘴不放，弄一盘螺蛳吮吮也是有滋有味，如今许多民间低档菜纷纷进入高级宾馆的菜单，像油炸臭豆腐什么，甚至有些根本不是菜的树叶什么，也充作台湾、韩国或者美国特产什么的上了餐桌，并且还很受欢迎，这也是定数，你拿他没办法。

在吃的方面有讲究的也有不讲究的，只要是在自己家里，随你怎么弄都行，哪怕酱油汤泡泡饭也会吃出好味道。但是人却不能总呆在家里，出去走走也是人生的必要的一课，出门在外，常常就由不得你了。我在1990年初夏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时候苏联的供应已经比较紧张，尤其以食品为甚。对我来说，出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虽不能夸张为千载难逢，但毕竟是十分珍贵，倘若身在异乡他国，十五天没有好好的吃，那总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于是在出访前就有了些担心，后来出去一走，觉得那担心实在是多余，倒是生出了别的许多感想。

首先想到的就是简单派和饮食文化。

简单派又可以称作简约派。简单派大概可以划在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的圈子里。如果要概括简单派的特点，或者要解释简单派的概念，那么望文生义也就差不多了。简单，就是不复杂，生活原样，从表现到内涵都没有更多更深的寓意什么。

苏联文学不是简单派。从普希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到高尔基，再到当代文学，都不是简单派。苏联文学是讲究主旋律的，是要干预生活，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同苏联作家座谈，他们毫不含糊告诉我们，作家就应该是先知先觉。这一点他们认为不用怀疑。所以在那时的戈尔巴乔夫的十五人总统委员会里，居然纳进了两位作家，艾特玛托夫和拉斯普京。在苏联电视台，几乎每天晚上有作家出来谈自己对政治对形势对现状对前途对一切的一切的看法，为人民为社会指出方向。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不简单。所以我敢说苏联文学与简单派无缘。

但是苏联的饮食文化倒是有一点简单派的味道。

我从小生长在苏州，似乎养成了一种夜郎自大的不良习惯，常常要用苏州的东西同别人的东西作比较。大家知道苏州菜是很淡雅的，但那不是简单派的淡雅，而是一种精致的淡雅。苏州菜的精细讲究，自从陆文夫老师写了《美食家》以后，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知。陆文夫老师在另一篇谈苏州菜的文章中介绍过一道苏州的名菜——绿豆芽嵌鸡丝。绿豆芽的细，在一般的菜中也是算得上了，要在很细很细的绿豆芽中再嵌入鸡丝，这道菜的精细，也是可想而知。也许有人会说，弄这样的菜，吃饱了撑的。这话一点不错，真是吃饱了撑的，有闲阶级么。但是在苏州，即使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便饭，也是比较考究的。不像北方拿七八十来种的菜放在一个锅子里煮，也不像陕西老乡拿馍馍掰碎了泡汤，苏州的百姓即使炒一个蔬菜，也要炒得油汪汪绿生生，叫人看着就好，别说吃了。至于什么菜该红烧，放酱油再加糖，什么菜该生炒，放盐加味精，什么菜是清蒸的鲜，什么菜是水煮的香，什么菜放粉着腻更入味，都是很有讲究的。

相比之下，苏联的日常菜饭，确实要简单得多，首先的印象是生冷颇多。凡是蔬菜必生吃，看着端上桌来的蔬菜，完全保持原样，从它们生长的地方到这餐桌，其中只不过经过一道清洗的程序。生的蔬菜，根是根，叶是叶地排放着，至少有五六个品种，我认真地看了半天，只认识其中的大蒜和青葱，另一种菜有点像我们的绿苋菜，也不知在苏联它的学名是什么，有什么俗称。我挑了半天，才拿了一根生蒜，一嚼，没有什么蒜味，这时候我不由想起家里的清汤面条，宽汤，撒一把切碎的蒜，一搅一拌，真是清香扑鼻。于是我想，那青蒜的香味原来是经过滚烫的面汤烫了才香出来，那么一般的蔬菜呢，没有比较，不敢妄下断言。看到我们代表团别的人也和苏联人一样，大嚼生菜，忍不住问味道怎么样，总是笑而不答，然后看他们寻找一些调料，比如加一些盐，胡椒，芥末，或是浇一勺奶油什么，我是心领神会。

在各种蔬菜上浇一勺奶油，这就是色拉。这是我们在苏联想到要为色拉正名的缘由。我们这些人无疑都是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