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个西藏笔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真的付诸实施时，总觉得像梦一样不真实。记得在筹备笔会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给作家们写邀请信，口气非常豪迈：跟我到西藏去吧！

后来我们真的就去了—当然，大家不是跟我去的，是我跟大家去的。一转眼我们又回来了，时光如箭，如梭，如白驹过隙，如所有飞快的东西。再一转眼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可是不知怎么，我，还有我们一起去西藏的作家们，对那一转眼的日子却怎么也挥之不去，就好像我们的魂，丢在了那片高地上。

那不过是短短的十五天。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平日里有了太多舒适的日子，就令我们对这偶尔的艰辛格外看重格外稀奇？如同城里人现今崇尚吃粗粮一样？

其实我们吃的苦很有限。虽然一路上睡过木板床、上下床、大通铺乃至两人一张铺，但毕竟都在屋子里；虽然常常吃方便面嚼干粮喝冷水，但毕竟没饿着；虽然有人发烧有人拉肚子，但毕竟都没倒下，且在出藏之前全好了；虽然遭遇泥石流、暴雨和塌方，但车和人全都完好无损，有惊无险……

我想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和西藏有缘。

我们这支队伍，是由十四位作家、编辑、记者，加上两名司机、一名随队医生组成的。在十五天的行程中，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跑了3000多公里，走访了七个驻藏部队，登上了三个高海拔哨所，其中的查果拉哨所为最，是5380米。

我们这支队伍中有七名女同志，十名男同志，十一个当兵的，六个“老百姓”，其中十位是头一次进藏。但无论是男是女是军是民是“老西藏”还是初次进藏，在短短十五天的日子里，都共同目睹了西藏军人的牺牲和奉献，共同体味了雪域高原的博大和艰辛，共同经历了真正的甘苦患难。

我想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对西藏虔诚。

笔会之初，率先对西藏做出敏锐反应的，是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她头晕呕吐，食不下咽。但她总是用她那软软的上海话安慰我们说，不要紧，我在家里也常常呕吐。紧随其后的是徐坤，她们二人同居一室，体现出了有难同当的精神。徐坤的脸颊烧得通红，让我们观看的人心里发紧。但她自己诊断说，大概是各种药吃多了，引起了生理紊乱。不要紧！

既然不要紧，我们就硬着心肠往前走。

幸好有位随队医生，也幸好有个小车。生了病的，一律被“赶”上小车。被赶上小车的总是依依不舍，他们羡慕地说，你们坐大车多开心呀！

是的。大车的时速虽然慢不可言，但车厢内，歌声、笑声，还有不请自来的尘土，总是掺和在一起，弥漫在每个人的脸上和心里。尘土们快乐着大家的快乐，幸福着大家的幸福。此行中最年轻的是徐坤和川妮。年轻让她们快乐，年轻让她们凭空多出许多笑声。她们一路上学着方言，讲着笑话，清脆的不间断的笑声感染了全车的人，以致后来一车的人都受她们影响用那种不伦不类的语气讲起话来：

哦——哟！

惟有孙惠芬悄无声息，不唱歌不打牌也不讲笑话，以一个长久不变的姿势遥望着窗外。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向人借了支笔，在颠簸中写起诗来。我没向她要来看，我想那诗一定是写给她自己的。路上写诗的还有刘醒龙。他不仅写了，还“发表”了，激昂的朗诵让我们怦然心动——《用胸膛行走的高原》。

大车上没有音响，却有着真正的演唱家——王曼玲是女高音，刘醒龙是男高音。他们用他们的真声和真情，一路为大家高歌，也为辛苦得手上起了血泡的司机小何歌唱，以致唱得小何不忍——别唱了，我不困。

唱得最多的，是《青藏高原》，是《走进西藏》。这两首歌，是靠着我带在身边的小收录机学会的，每个人轮换着用耳塞听。王曼玲一边听，一边歪歪扭扭地记录下了歌词，然后一遍遍地学唱。慢慢地，大家都听会了——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青山……

然后我们就见到了驻守在这些山中的人。

——在江孜，我们和那位性情开朗、妙语连珠的翁营长一起开怀大笑。他两年没探家了，就在我们到的第二天，他亲爱的妻子带着他宝贝的女儿已经出发了，正在向他抵近。他虽然不能去机场迎接，已经高兴得不知该怎么表达了，只好一次次地大笑，没来由地大笑，笑得我们满耳都是幸福。

——在岗巴，我们见到了种在这个世界海拔最高处的蔬菜。

在岗巴我发现，蔬菜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