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个雨夜，在我住的宾馆房间里，我和两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个是海波，一个是殷实。我们已有许多年没见了，就是同在北京的殷实和海波，彼此间也是好几年没见了，不过，当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时，却丝毫没有生分的感觉。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天。随意而又亲切，平和而又默契。

每次到北京，我总是行色匆匆，心累心烦。但只要能和好朋友相聚一场，我马上就能在喧嚣而又繁忙的北京，找到亲切踏实的感觉。

海波问起许多作家的情况，问起军队文学刊物的状况。他依然关注着文学。我不知道殷实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的心里有些酸楚。他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极为真诚的人，更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编辑，可如今却远离了文学，或者准确地说，远离了文学事业。

大凡在军队从事文学创作、年龄又在三十五岁以上的，恐怕没有不知道海波的。海波作为一个编辑，比他作为一个作家更为著名。我想只要说到80年代的军队文学创作，就不可能绕过海波，当然，也不可能绕过《昆仑》。经他的手编出的好作品不知有多少，在他的扶持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其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

比如说我。我的小说处女作，就是由海波编发的。

我对殷实说起了往事。我告诉他，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对海波并不感恩。

1984年，初学写作的我，将我的第一篇小说寄给了《昆仑》。海波给我回了信，说我有一定的潜力，并问我手头是否还有新作，如有，可带作品参加他们的新疆笔会。我兴奋无比，马上回信说有新作，非常想参加笔会。一来我从没参加过笔会，二来是去新疆。可我当时还在教导队当教员，创作不是正业。为了请下这个假，我几乎和领导闹僵。在经过无数曲折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来到《昆仑》编辑部，来到我在信封上常常写的那个地址——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我还记得和海波的初次见面，是在走廊上。他迎上来和我握手。照说我该叫他老师的，可他的姓让我觉得不像个姓，就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下。不知为何，新疆笔会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参加笔会的大多数人本来就在北京，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像个游击队员似的游荡，短短一个月里搬了四个住处。其中有十来天，是和朱苏进、乔良住在一起。那算是最好的，每天还能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后来他们完成了作品就回鲁院上课去了，我就搬到了我表哥家。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太添麻烦，又搬到了我的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也不能老住，去找海波，海波就把我安排到了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招待所里，八大处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

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地折腾，早已使我没了写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他总是说我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谈僵。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喜欢表现美好，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另一面。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不可能这样，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有一回他要我写老两口散步，他说你就让他们默默地散步，他妈的什么也别说。我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何说粗话。当时我想，看来我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谈拢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孤单寂寞，失落沮丧，烦躁不安，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决定离开北京回成都。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八大处到文艺社的。偏偏那天海波不在编辑部，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我买了张车票直接去了火车站，等车时我给海波写了封信，其他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信箱，登上了火车。

海波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当时我们军区的简嘉也在北京鲁院读书，海波见到他后就把我的信给他看，说瞧瞧你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居然这样！简嘉看了信后幽默地说，她这样做的确不对，但你得承认她的字写得很好。后来每每办笔会，海波必在笔会开始时把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与会人员，三令五申，不得效